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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分

2012年02月28日 16:53    来源:北方法学   作者:杨国章   

  【摘要】由于单位犯罪的复杂性,立法放弃了对单位犯罪的定义权,从而将认定单位犯罪的任务留给了理论和实务界。犯罪是行为,行为表现意志。反过来说,意志支配行为,意志具有根本的判定作用。所以,单位意志是判定单位犯罪的最终指标,所谓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为了单位利益、单位的业务范围、由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决定,都是单位意志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判断单位意志的辅助标志和参考因素,与单位意志之间是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判定单位意志的标准,在于单位成员的行为是否符合单位长期的业务政策、规定、操作习惯,或者具有为单位谋利的动机并经过单位决策机关或者负责人决定。

  【关键词】单位犯罪;自然人犯罪;单位意志

  所周知,我国原刑法是一部以自然人犯罪主体为规制对象的法律。但1997年修订刑法,采取总则概括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相结合的模式对单位犯罪进行了全面规定,从而完成了我国刑法从一元犯罪主体到二元犯罪主体的转变,除了自然人犯罪主体外,还将单位犯罪主体确定为规制的对象。但是将单位这一法律拟制的组织体作为犯罪主体对待时,由于单位只能依赖于自然人的行为才能实现自己的犯罪意志,如何认定自然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新课题。特别是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从整体上看,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轻于自然人犯罪。所以,单位犯罪已经成为从宽处罚的一个思路。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单位犯罪案例显示执法标准不统一,主要是对单位主体的认定标准不一,这其中不乏存在通过单位犯罪的定性或通过否定单位犯罪的定性来平衡责任人的罪责。[1]所以,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一、导致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界分困难的根源

  概念是事物本质特征的反映,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关键。所以,单位犯罪的概念,对于区别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刑法未能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出界定,这成为理论和实践难以有效、正确认定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根源所在。

  (一)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的概念

  由于界定单位犯罪概念是研究单位犯罪相关问题的前提,对于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刑法修订过程中,立法机关曾经一度致力于对单位犯罪概念作出界定。例如,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秘书处1997年3月1日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第3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过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是单位犯罪。”但是在最后审议通过时,立法机关却对单位犯罪这一概念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形成了现行《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目前对这一经过改造后的单位犯罪概念是否属单位犯罪的法定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本条就是有关单位犯罪概念的规定。[2]但通说认为,该条并非单位犯罪的法定概念,[3]因为:(1)它没有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仅仅规定了单位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原则;(2)如果认为由此可以转换出单位犯罪的定义,那只能是“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在这个“定义”中,仅仅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主体以及一切犯罪所具有的三性,而没有揭示出单位犯罪之所以成为单位犯罪而不是其他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界定出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具体区别,而这些正是单位犯罪的基本内涵。作为一个定义,它必须能用简练的语句揭示出这个概念。因此,该条规定显然不是单位犯罪的法定概念。[4]

  笔者赞同通说的观点,因为《刑法》第30条实际上仅规定了单位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客观要件(即必须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前提要件(即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都必须具备实质危害性和形式违法性,因而后两个要件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第一个要件虽然对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作出了一般限定,但是由于无视单位必须通过其成员为中介实施犯罪行为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对单位成员实施的危害行为在定性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5]单位犯罪固然是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而区别于自然人犯罪的新的犯罪类型,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犯罪主体上,而且表现在由于主体的不同而相应带来的其他方面构成特征的不同上。因此,单位犯罪的概念不仅要反映单位犯罪在主体上的特殊性,还应当明确单位犯罪在其他方面的主要构成特征。由于《刑法》第30条的规定缺少单位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罪过、行为方式等实质性内容,“已经虚化得不成其为单位犯罪的概念,几乎只是对单位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宣言式的规定,表明立法者放弃了对单位犯罪的定义权”。[6]所以,《刑法》第30条的规定过于抽象、模糊,没有揭示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无法据此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区分开来,不能称之为单位犯罪的概念。

  (二)单位犯罪概念缺失的负面影响

  立法机关之所以避实就虚,对单位犯罪作出相对含糊的规定,是“由于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有些规章制度尚不健全,哪些行为属于单位犯罪,有些情况还不够清楚;单位犯罪的情况也比较复杂”。[7]但是,立法对单位犯罪的模糊规定,导致了直接的负面效果:

  1.不能明确划定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由于立法上单位犯罪概念的实质缺失,导致某一罪刑规范规定的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往往并非十分清楚。例如,关于刑法分则究竟规定了多少单位犯罪,理论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纷争,究其原因,主要是学者判断单位犯罪的标准不同,对单位犯罪主观罪过的外延是否包括过失等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归根到底,是对单位犯罪的本质属性认识不同。而就刑法分则对单位犯罪的具体规定来看,刑法分则对单位犯罪既有显性规定,又有隐性规定。隐性规定由于没有“单位犯……罪”的用语而只出现“单位、公司、企业”、“直接主管的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等用语,其规定的究竟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则颇具争议。例如,一般认为《刑法》第107、135、137、138、139、161、162、229、244、250、273、396、403条规定的都是单位犯罪,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各条所规定的都不是单位犯罪。[8]

  2.不能正确归属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依照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原则性规定,不能对单位成员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属性得出清晰的判断。从实践情况看,一方面,对于单位成员实施的根据刑法分则规定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犯罪的行为,基本上是以“为单位谋取利益”为标准将其认定为单位犯罪行为,但这一标准恰恰是为立法者所舍弃的。另一方面,对于单位成员实施的刑法分则规定的只有自然人才能构成而单位不能构成的犯罪应如何定性处理的分歧十分严重,一种意见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单位行为,应当以单位犯罪论处,但在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这类犯罪主体的情况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这种单位行为,不宜直接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9]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在刑法没有规定这类犯罪为单位犯罪的情况下,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但是《刑法》第30条并未禁止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的其他相关条文规定,在自然人可能成为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应当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10]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既有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定性;也有采纳第二种意见的,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关于单位实施盗窃行为的定性。有意思的是,无论哪种意见,都以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为前提,都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刑法》第30条的应有之意。[11]对于同一法律条文,可以作如此正反不同的解读,与单位犯罪概念的立法虚设不无关系。[12]



责任编辑:莫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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