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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探析

2012年02月28日 16:52    来源:柳忠卫   作者:河北法学   

  【摘要】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是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与以骗领信用卡方式实施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之间构成手段与目的牵连关系,但由于刑法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因而虽然是牵连犯,但不能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应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这是牵连犯处断原则的例外。

  【关键词】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明知;犯罪对象

  一般认为,信用卡犯罪是指以信用卡为对象的犯罪的总称。从现行刑法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的角度看,信用卡犯罪主要可分为五种类型{1}:(I)伪造型犯罪,即伪造信用卡罪;(2)使用无效卡犯罪,包括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犯罪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犯罪;(3)冒用型犯罪,即冒用他人信用卡的犯罪;(4)透支型犯罪,即恶意透支的犯罪;(5)利用信用卡为犯罪工具或犯罪手段的犯罪,主要是以盗用信用卡形式实施的盗窃罪。从形式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对信用卡犯罪的规定是较为完备的。但由于我国信用卡制度实行较晚,人们对信用卡功能及运作机理等的认识不是很深人,由此导致了表面上立法对信用卡犯罪规定得较全面,但实践中仍有些危害很大的以信用卡为对象的危害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规制,也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困惑。如对于骗领信用卡及窃取他人信用卡磁条信息、身份信息等如何定性,都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长期争论却没有解决的问题。为此,2005年2月28 13,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以下简称修正案(五)),对现行刑法第177条和第196条做了重要修正。修正案(五)在第177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177条之一,以叙明罪状的方式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即妨害信用卡管理罪[1]。刑法修正案(五)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规定了四种行为方式:(1)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2)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3)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4)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本文拟对信用卡管理罪的行为方式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同仁。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运输,数量较大的

    (一)关于本罪的“明知”

    在我国刑法典中,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明知”,即总则中的“明知”和分则中的“明知”。总则中的“明知”规定在刑法第14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犯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因素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里的所谓“明知”,包括对现有事实的认识和对未来事实的预见。详言之,为了成立犯罪故意,必须认识、预见关于该种犯罪构成客观特征的一切情况{2}。因此,总则中的“明知”与犯罪故意中的认识因素具有相同的意蕴,是犯罪故意的一般构成要素。一般认为,总则中的“明知”或者说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内容包括:(1)对行为内容和性质的认识,行为人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就是知道自己做什么或正在做什么。行为人只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危害结果。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缺乏认识,便无法认识自己行为所产生的结果{3}。因此,对行为性质的认识是对行为结果认识的前提。(2)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即对行为产生或将要产生的危害结果的内容与性质的认识。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是犯罪故意认识因素中的核心要素,也是总则中“明知”的关键内容,它决定了认识因素的性质,也决定着犯罪故意的成立与否。(3)对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相联系的其他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如法定的犯罪对象或行为对象、法定的犯罪手段以及法定的犯罪时间、地点等等。上述三个方面即是总则中“明知”的全部认识内容。分则中的“明知”则散见于具体条文中,如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即是如此。从总则与分则的关系看,由于总则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般原则、原理,分则规定具体的犯罪及其法定刑。因而,总则规定与分则规定大致是一种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4}。我国台湾学者曾对刑法总则中的“明知”与刑法分则中的“明知”的关系做了如下概括:刑法总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一般构成要素,刑法分则上的“明知”是故意的特定构成要素;只有具备分则中的“明知”,才能产生总则中的“明知”,但分则中的“明知”并不等于总则中的“明知”,只是总则中“明知”的前提{5}。笔者基本同意我国台湾学者的这种观点,但认为其表述尚欠确切。笔者认为,从上述我们对总则中“明知”内容的分析及总则与分则的关系来看,总则中的“明知”与分则中的“明知”的关系应该做如下的表述:刑法总则中“明知”的内容包括了刑法分则中“明知”的内容,刑法分则“明知”的内容是刑法总则中“明知”内容的一部分,是总则中“明知”内容在分则中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确切地说,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明知”的内容或对象实际上就是法定的行为对象、法定的犯罪手段和法定的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等等,如刑法第191条对洗钱罪规定的“明知”实际上是指行为人对犯罪对象的认识,第310条窝藏、包庇罪的“明知”实际上是指行为人对行为对象的认识。在分则条文对犯罪对象或行为对象、犯罪手段以及犯罪时间、地点有特别要求的犯罪构成中,行为人对法定的犯罪或行为对象、犯罪手段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的认识与其对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的认识之间是一种层层递进的认识关系:行为人只有认识了法定的犯罪对象或行为对象、法定的犯罪手段以及法定的犯罪时间和地点,才能认识行为的性质,进而才能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对犯罪对象或行为对象等要素没有认识,就不可能认识行为的性质,也更无法进一步认识行为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仅仅认识犯罪对象或行为对象等要素,但没有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当然也无法认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行为人认识了犯罪对象及行为对象等要素及行为性质,就必然会认识到行为的危害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行为人是否认识危害结果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证明。由此可见,刑法分则中的“明知”是刑法总则中的“明知”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总则中“明知”的内容在分则中的具体化,它与行为人对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的认识一起,共同构成了刑法中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内容。行为人缺乏对犯罪对象或行为对象等要素的认识,就会因无法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和行为结果而导致犯罪故意中认识因素的不具备,从而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

    刑法修正案(五)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罪状第一项中规定的“明知”属于分则中的“明知”,其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认识因素中的“明知”的关系是分则中的“明知”与总则中的“明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它是妨害信用卡罪犯罪故意中认识因素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犯罪故意中“明知”的前提。行为人只有“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才能认识到自已持有与运输行为的性质,并进而认识到该行为将造成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的危害结果。在此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对上述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那就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主观方面的故意。但如果行为人对相对人的行为事实和证据情况不清楚,不知道自己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那么他就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当然也更无法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的妨害国家信用卡管理秩序的法律后果,因而其心理态度就不可能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故意,当然也就不能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二)关于“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

    这里涉及到对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犯罪对象的认定问题。通说认为,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6}。随着学界对犯罪对象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了与犯罪对象相对应的独立的行为对象的概念,认为行为对象是指界定构成要件行为所要求的,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的人或物{7}。行为对象与犯罪对象同时存在,但它与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说明行为,它是行为直接指向的事物,应该属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之一{7}。笔者认为,该学者对行为对象的界定以及对行为对象和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地位和作用的定位与界分基本上是妥当的。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但与并不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说明行为乃至犯罪性质又是必不可少的事物概括为行为对象,有利于克服通说将犯罪对象与行为对象混为一谈的弊端,正确认定行为性质,准确定罪。受对犯罪对象认识分歧的影响,学界对信用卡犯罪的犯罪对象认识也极不统一。有人认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有四种,即现金货币、商品货物、商户劳务、信用卡本身,实质上是以信用卡为代表的银行信用{8}。另有人认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信用卡而非信用本身{9}。笔者认为,信用卡犯罪的犯罪对象是真实的信用卡,而不是银行信用。犯罪对象必须是人或物[2],而且成为犯罪对象的人或物必须反映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银行信用既不是人也不是物,缺乏成为犯罪对象的基本属性,因而不可能成为犯罪对象。相反,银行信用是犯罪对象背后的、被犯罪对象反映的事物,是一种社会关系,其性质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它可以成为犯罪客体,但却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也不能成为信用卡犯罪的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对象的物,必须体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不能体现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物不能成为犯罪对象。在信用卡犯罪中,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不是犯罪对象。在信用卡犯罪中,“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又确实受到了犯罪行为的直接影响,对于说明某一行为是否符合属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应当属于行为对象。只有真实的信用卡才是信用卡犯罪中的犯罪对象。行为人持有、运输、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为,实际上是将伪造的信用卡作用于真实的信用卡,真实的信用卡才反映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和银行信用,只有真实的信用卡才是信用卡犯罪的犯罪对象。

    什么是“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所谓“伪造的信用卡”,是指无权制作信用卡的单位和个人,非法制造发行信用卡的行为。伪造信用卡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模仿信用卡的质地、模式、版块、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制造信用卡;二是在真卡的基础上伪造,即信用卡本身是合法制造的,但是未经发卡银行或发卡机构发行给客户正式使用,即在信用卡表面未加打用户的账号、姓名,在磁条上也未输入一定的密码信息等,将这种空白信用卡进行加工,使其貌似已经发给用户的信用卡{10}。后一种形式的伪造信用卡的行为,在一般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变造。变造与伪造不同,变造是以对真实的货币、文件等进行挖补、剪贴、揭层、拼凑、涂改等方法进行加工处理;而伪造则是在完全虚假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可见,变造的信用卡是指无权变更信用卡所记载内容的自然人或单位,对真实有效的信用卡,使用涂改、挖补等方法,改变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等内容后而非法制造的信用卡。司法实践中,变造信用卡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在过期卡、作废卡、盗窃卡、丢失卡等各种信息完整的真实信用卡上改变关键要素,如重新压印卡号、有效期和姓名甚至对信用卡磁条进行重新写磁;有的是对非法获取的发卡银行的空白信用卡进行凸印、写磁,制成信用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刑法规定的伪造型犯罪中,大都规定了对变造行为的处罚,如第170条、第173条的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第177条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280条的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等。特别是刑法第177条的伪造金融票证罪,在罪状描述上,规定了对汇票、本票、支票、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附随单据、文件的伪造、变造行为,而单单对信用卡规定了伪造行为。这是立法的疏漏还是另有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立法的疏漏,并建议在将来的立法中增设有关变造信用卡以及使用变造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11}。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伪造信用卡与伪造货币、其他金融票证、居民身份证等不同,后者只要进行外观的、形式的伪造即可完成。因此。行为人在真实的货币、文件等基础上进行的形式上的伪造即变造行为具有刑法意义。但信用卡不同,它具有个人身份特征,只有输入持卡人个人真实的信息和资料,才有冒充使用的可能,仅仅对空白真卡进行形式上的挖补、涂改等变造行为并不具有刑法意义。如果行为人在空白真卡的基础上输入了实质性的内容或进行了实质性的改变,这其实是伪造行为而非变造行为,应按伪造信用卡定性。“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指的是仅具有信用卡的外形、但尚未输入有关个人的资料和信息的信用卡。“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仅具备信用卡的外观’而且具备了信用卡的实质,行为人随时都可以将这种信用卡投入使用,侵害法益。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则仅具有信用卡的外观,并不具有信用卡的实质。如前所述,信用卡与其他票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外形作为价值载体,而是以其磁条或芯片内部储存的信息为价值载体。由于“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仍需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才能投入使用’因而相对于“伪造的信用卡”来说,它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紧迫感相对较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刑法修正案将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的行为就构成既遂,不受数量的限制;而将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为规定为数额犯,行为人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但何为数额较大,仍有待于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



责任编辑:莫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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